仁寿县满井区满井镇金塘村三社，本是丘陵地带，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景色怡人，是可爱的鱼米之乡。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病魔肆虐，幽灵游荡，村民被推向了痛苦的深渊。
据村民们回忆，1948年该社一村民突然患上怪病，大腿肌肉萎缩，腿越来越小，后来竟瘦成两根麻杆。这位村民患病后就疼痛不止，四处求医，却无一人能治。每天，哀号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把全村人的心都撕裂了。疼得厉害时，他倒在地上满地乱滚，用头撞石头，并伴随声声大叫：“我受不了，让我死了算了。”大家都围着看，可谁也想不出办法，只得默默流泪。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怪病会同样降临到他们及后代的身上。
后来，身患怪病的村民死了，他是被活活痛死的。
从此，怪病在村子里蔓延。解放初怪病患者增到5例，60年代7例，70年代10例，80年代23例，90年代99例，截止2000年10月7日记者采访时，不幸患上此种怪病的高达119人。
该社280余人，患怪病人数就达119人，约占全社总人数的42％，近一半人被怪病缠身，发病率之高，举世罕见，成为当今中国地方病第一村（即发病比例最大，人数最多）。
来到怪病村，只要随便一问，便能听到村民的血泪诉说。一提起怪病，他们情绪激动，伤心悲戚，有说不完的话，倒不尽的苦水。
遭受怪病危害最严重的当属王波文一家。王波文今年73岁，是抗美援朝的老复员军人。他家八女儿王碧清和四儿子王建清，一个出嫁到外村，一个外出务工，才幸免于难，其余在家的18人全部患上了怪病。来到王波文家里，见家徒四壁，茅屋破烂，可想而知怪病把他们害苦了。一家人都瘦削不堪，王波文和他的儿子王建明、王建军看着病腿哀声叹息。王波文的妻子陈桂芳边哭边说：“这该死的病害得我们成跛子，更要命的是痛得钻心，经常痛得喊爹叫娘，有时在地里干活，病情发作时，痛得走不动，就咬着牙爬回家。在家里发病时，只好倒在地上或床上乱滚，要走就只能扶着墙壁一步步地走。”说到这里，老人失声痛哭，许久说不出话来。后来，情绪稍稳定后，她接着说“我和老伴都是泥巴快埋到胸口的人了，我们哪天眼睛一闭，我儿不晓得啷个办啊！”
他们的儿子王建军4岁患病，现年26岁，身高才80厘米，身体完全畸形，两脚长短不一，跛得很厉害。倒在地上，就必须要人扶或抱，否则就爬不起来。这样的儿子，父母怎么放得下心啊。
黄金元是怪病村医生，他在公路边开了一家诊所。而他自己也是“跛子病”重症者。一说起怪病，黄金元非常激动，声音哽咽地说了起来：“我是1984年发病，起初左脚出了毛病，脚发软，全身无力，连楼梯也爬不上。1988年右腿也出现同左脚一样的病状。后来身体也出现了异常：腹股沟淋巴肿大，臀部和大腿肌肉开始萎缩，必须靠拐杖才能行走。渐渐地完全丧失了劳动力。”
一定要保住全家这根“顶梁柱”！黄金元的妻子郭素琼、儿子黄志刚均患有同样的怪病，但他们把治疗的机会让给了黄金元，却仍然事与愿违。由于怪病折磨，生产搞不好，全家生活困难，还欠下一屁股债。1993年5月8日，他的妻子郭素琼不堪怪病折磨和家庭重负，悬梁自尽了。
今年48岁的黄花容说：“我1979年患病，开始踝关节痛，后来从下到上发展到膝关节痛，再后髋关节痛。1984年我跛了，落下残疾。现在，我脚站不直，手也伸不直，蹲不下，解便时也要手扶着墙。就连袜子也穿不上，鞋带也不能系。我两个女儿，大女刘平，招了一个女婿唐欢。去年，唐欢也喊脚痛，后来出去打工病就好了。二女刘艳读书时就喊脚痛，初中毕业后去成都打工，病也就消失了。”
记者一路走下去，听到的全是村民在病魔缠身的痛苦中苦苦挣扎的事实，全是村民血泪斑斑的诉说。
1998年2月，当地媒体曾对王波文一家患怪病一事进行报道，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5月，成都空军医院把王建民和王建军哥俩接到医院进行免费治疗。医院组织专家诊断研究，采用西医和藏医进行治疗，费尽周折，但毫无效果。
许多村民患病后都辗转到过多家大医院，医院也无良方，只能医医看。后来，村民们才知道这种病无法医治，只好放弃治疗，但他们仍然天天盼望高度发达的医学总有一天会有奇迹出现，让他们消除病痛，恢复健康。
糟糕的是，该病疼痛难忍，就是成人也痛得喊爹叫娘。他们只好买镇痛药吃。在怪病村，几乎家家备有炎痛喜康片等多种消炎镇痛药，每名患者每天早晚必须各服1—2片。一旦停药，过不到两天，患者就会剧烈疼痛，发疯般号叫，在地上乱滚。
为了省钱，怪病村人买药都是打批发。专拣最便宜的药，每天每人至少要花五六角钱，多的一天每人要花几元，甚至十几元。购药费占家庭支出中很大一笔，许多家庭要把仅有的一点收入的一半拿来支付药费。“跛子病”不仅带来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打击，也给他们经济带来严重困难。疾病和贫穷像瘟疫一样在村子里蔓延。
怪病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80年代开始，各级地方病研究所的专家、学者频频来到怪病村，详细地调查、研究。1999年8月3日，中国地方病防治研究中心的杨建伯教授，不远千里来到金堂村三社调研，仍一无所获。仁寿县卫生防疫站多次到金塘三社，对病患者和非病患者的血液、尿液、头发，对病患者和非病患者所食用的井水、粮食、蔬菜以及田土，都进行了采样，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等机构化验，均未见异常。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怪病逞凶，几十年来，许多专家、学者都想解开这个谜。一位中国地方病防治专家曾发誓不攻破仁寿怪病死不瞑目，但至今仍不得而知。于是有关专家提出，要控制新的怪病产生，只有通过移民、改水和换粮的办法，或许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怪病村”还有许多令人难解之谜。一条满（井）兆（加）公路横贯金塘村三社，把全社一分为二。全社280余人，公路南边240余人，北边40余人，他们同饮一井水，同种一方田，然面令人费解的是，公路北边仅有2人患病，南边患病者高达117人，发病的区域性十分明显。第二怪是“夫妻同跛”。据调查，在病区内有98％以上的病患者都是夫妇双双发病。第三怪是这些患者中，年幼的发病多是侏儒型的“小矮人”，而中年及以上发病者的症状是右腿首先病变，数年后左腿开始发作，青年患者则是双侧下肢整体病变。而大部分因怪病致残的人，时间都是70年代，这种病既不会遗传，也不会传染，很是让地方病专家头疼。
1994年3月17日，不堪怪病折磨的37名患者联名向仁寿县政府写了一封求援信，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信寄出11天后，当时的仁寿县副县长张茂成立即指示：请县卫生局牵头尽快组织有关部门调查，然后将情况专题向县委、县政府汇报。1998年10月31日，仁寿县政府召开了专题会议，决定将病区的怪病患者搬迁到非病区，所涉费用由仁寿县和满井区财政各出一点，发动群众捐一点，搬迁村民自筹一点。会议强调，县上各有关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民心工程、扶贫工程来抓，各级党政领导要把它放在心上、落到实处。满井区委、区公所与仁寿县卫生局很快向县政府写出了病区移民的具体汇报材料和实施计划。
怪病村村民看到了希望，禁不住欢呼雀跃。
然而，两年过去了，怪病村毫无变化，任病魔肆虐。怪病村为何迟迟未作搬迁？仁寿县副县长毛德云说，因为搬迁未获得上级有关部门的立项，县上一直拿不出这笔数百万元的巨额搬迁费用。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怪病村村民强烈要求迁出这使他们遭受病痛和恐惧之地，强烈要求各级政府早日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尽快脱离苦海，消除恐惧阴影。然而，迁往何处？新建家园所需经费哪里来？
两百余名村民在病魔的阴影中深受煎熬，一百余名怪病患者在痛苦中挣扎，还有那么多健康人、儿童面临怪病的狰狞面目而瑟瑟发抖。
救救他们吧！让患者减轻痛苦，让儿童、让幸免于难者不再悲剧重演。
摘自《大众卫生报》
